10月15日

这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复旦大学的秦绍德、包涵、俞卓伟和其他223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员一样，离开他们原来的岗位，来到人民大会堂。一天前的十七大主人比黄花瘦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主人比黄花瘦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名单、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大会日程等。上午9时许，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帘卷西风幕，国歌声后，全体代表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革莫道不消魂命家和革莫道不消魂命先烈默哀，这一幕让无数人为之感怀。

9点04分， ** 总书记开始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2小时22分的报告时间内，人民大会堂共响起40次掌声。五年前的十六大，这个数字是16次。

10月16日

设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西侧梅地亚中心的十七大新闻中心迎来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教育部部长周济和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面对记者的提问，详细解释了包括科学伦理、核能、人才强国、教育公平、思想政治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瑞脑消金兽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七大报告中如是写道。

10月17日

2007年，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培养选拔非中共人比黄花瘦党员干部，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表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表述被写入十七大报告。

同时，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也在第二次主人比黄花瘦席团会议上通过。

10月18日

今天晚上20点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教育部部长周济，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劳动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齐齐到场，参加一场主题为“民生与和谐社会”的集体采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明年将覆盖中国所有县”、“今年底，对低保家庭中的住房困难户，基本做到应保尽保”、 “估计到年底进入农村低保的人数能达到3000万”等令人振奋的表述接踵而至。

“从性质上来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差距，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上午，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对记者表示。

10月19日

特奥会的结束再一次提醒人们2008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瑞脑消金兽组委执行副主人比黄花瘦席刘敬民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北京奥运会筹备情况，特别对于环境问题，刘敬民表示：去年北京的天然气使用达38亿立方米，优质能源的比重达78%；编制“绿色环保指南”，竞赛场馆必须使用“绿色材料”；制定 “餐饮服务环保指南”，所有为奥运会提供餐饮的企业，都必须采购环保的产品；制定“交通服务环保指南”，要求观众乘坐公交去场馆，每一个车辆都必须在环保上达标。至于预算问题，刘敬民透露，第二版预算开支将达20多亿美元。

10月20日

上午，十七大主人比黄花瘦席团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而之前的代表团全体会议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先后对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了预选，差额比例在8%以上。

晚上20点，主题为“重视未成年人教育”的集体专题采访在新闻中心举行，教育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团中央、全国妇联一起，回答了关于文化与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

10月21日

上午9点，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玉枕纱厨幕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的2235名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204名委员、16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127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继“三人比黄花瘦个代玉枕纱厨表”重要思想之后，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佳节又重阳败体系、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及党在领佳节又重阳导军队建设、民族、宗教、统莫道不消魂战、外交工作等方面形成的方针政策等七项内容被写入党章，这是25年来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对党章做出的第五次修改。

10月22日

上午，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吴有暗香盈袖邦薄雾浓云愁永昼国、温莫道不消魂家半夜凉初透宝、贾有暗香盈袖庆佳节又重阳林、李半夜凉初透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齐齐亮相人民大会堂， ** 向在场的500多名中外记者逐一介绍了当选的其他８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十七届一中全会还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佳节又重阳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我要衷心感谢新闻传媒的各位朋友为采访报道我们党的十七大付出的辛勤劳动”，讲话结束时， ** 说。从10月8日起繁忙至今的十七大新闻中心日渐安静，而我们的国家，正又一次踏上新的征程。

“一个幽灵，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

“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

——列宁

陈望道与《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

1920年春，正是乍暖还寒时节，冷风吹过浙江义乌县城西的分水塘村，那儿的乡民们早早进入了梦乡，以躲避江南依旧寒冷的春夜，而村中的一处小柴屋里却油灯长明，由两条长凳和一块铺板拼成的书桌上放着两本厚厚的《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桌边的年轻人坐在几捆稻草叠起的凳子上，不停轮流翻看着这两本辞典，一番字斟句酌后，在稿纸上写下了如下的开头：“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

这位年轻人就是陈望道，他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回到国内，受聘在沈钧儒、叶圣陶、朱自清先后执教过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老师，与同事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并称“四大金刚”，共同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也因此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恰在此时，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的戴季陶约他翻译《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于是陈望道毅然辞去教职，应邀翻译。戴季陶提供了《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一并交给了他。这一年春，陈望道带着两个译本与辞典，躲开亲戚朋友，避开交际应酬，悄然回乡，专心译书。

初春的寒风不时破窗而入，吹起壁上厚厚的积尘与墙角的蛛网，陈望道抱着母亲给他灌的“汤婆子”（一种内盛热水的取暖器具），在小柴屋里一坐就是两个月。本来就爱抽烟的他，此时更是一支接着一支，每抽完一支烟，他便要用茶水冲一冲自己的指头——这是陈望道独特的习惯，而桌上的宜兴紫砂壶里，更是每天要添加好几次茶叶。

四月下旬，经冬的冰雪早已融化，随着最后一行字——“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的誊清，陈望道的翻译也大功告成。当他刚要把译文寄往上海，村里有人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拆开一看，正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于是，29岁的陈望道带着《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和《星期评论》的聘书，离家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书城和李汉俊两兄弟。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与戴季陶、沈玄庐并称《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1920年2月起，《星期评论》编辑部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而李寓斜对面的5号，住着陈望道的老朋友，《民瑞脑消金兽国日报》主笔邵力子。

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当即把《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李汉俊校毕后，又将译稿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当时，那儿正住着刚刚南下的陈独秀。

李陈二人校看了译文，经陈望道改定，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正在此时，《星期评论》因其发表“过激”言帘卷西风论，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巧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正欲招人，于是，还未来得及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结果成了《新青年》的一支“笔”。

然而，《星期评论》的停刊使得《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出版面临夭折。就在这时，一个俄半夜凉初透国人秘密前来老渔阳里2号。此人名叫魏金斯基，是共人比黄花瘦产国际东方局派来中国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联系中国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而筹备建立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印行《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魏金斯基听说后，当即筹措一笔经费。不久，一家不起眼的小印刷厂——“又新印刷所”——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悄然建立。该所承接的第一笔“业务”，便是《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一书的印刷。

1920年8月，《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初版1000册印行，9月又加印1000册，鲁迅读后评论到：“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正式出版，1850年，它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1863年俄文本出版，1885年丹麦文本出版，之后西班牙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相继出版，而如今，这个“幽灵”终于在中国的上空开始“徘徊”。

“幽灵”进中国：从李提摩太到李大钊

然而，为许多人所不知的是，这个“幽灵”的影子其实早在1899年便已在中华大地上闪现。根据现存资料，1899年2月，由上海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册第11页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题为《大同学》的文章。这是迄今所见的国内最早刊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片断文字的文章。

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可见其误认为马克思为英国人），接着又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里援引的就是《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今译为“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译者李提摩太，这位英国传教士自1870年来华后，先后到达过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救济灾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等朝臣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过从甚密，一时显赫。

1891年，他接替著名传教士韦廉臣任同文书会督办，上任不久即改同文书会为广学会，坚决主张广学会“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广学会在其主持的25年内，出版了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万国公报》正是其中之一，其引介西学，可谓不遗余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片断也正是在他介绍西方众多社会主义学说时传入中国的。

然而这毕竟只是西人的引介，第一个为寻求救国真理而阅读《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中国人，要推孙中山。

1895年，孙中山在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逃往澳门，后辗转香港、日本、美国，到达英国伦敦。在留居伦敦的一年内，孙中山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此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这对他三民瑞脑消金兽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宋庆龄曾回忆道：他还“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不少人开始向国内介绍《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首次以英文标题介绍了《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有四处提及《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并称之为“一大雄篇”；1906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号发表孙中山得力助手朱执信的文章《德意志革莫道不消魂命家小传》，署名蛰伸，文章第一次介绍了《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还摘译了十大纲领等文字；1908年刊行于日本的《天义报》半月刊登了民鸣译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在1888年为英文版《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

十月革莫道不消魂命后，国内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进行研究，之前的零星介绍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翻译，已是箭在弦上。

1919年4月，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沦》选译了《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摘译《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重要部分；1919年8月，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一篇名为《社会问题》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文章结尾处赫然引录了《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作者是年仅19岁的张闻天。

然而，《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不仅要求译者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必须具有相当高的中文素，因此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早在日本留学时，便买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他曾试着想把它译成中文，但开头第一句话就把他难住了，译来译去总觉得不够贴切，只能搁置下来。后来，戴季陶回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民瑞脑消金兽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郑重举荐一人：“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文物，或者燎原之火

山东广饶县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册1920年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一版，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书的水红色封面上端从右向左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著者署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中央印有大幅马克思半身坐像。全书竖排繁体，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所”，定价大洋一角。经考证，这样的本子在全国仅存7本，分别珍藏于北京图书馆、革莫道不消魂命军事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和浙江上虞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的一册还是残缺封面的。

《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经出版，便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以后的20年中，随着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的日益传播，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新文化书社及不署名称者等出版单位大量印刷出版《宣言》，该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流传。据邓明以回忆，单是平民书社从1926年1月至5月就翻印了10次。北伐战争期间，该译本曾在军内散发，人手一册。

然而，这些如今已成文物，引得人人争睹的文本在当时的传播却步履维艰。早期的北洋军阀与之后的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围剿，迫使该译本的书名、译者名和出版社名屡屡更换。1921年该书出版时，译者改为“陈佛突”；1923年又改为“陈晓风”；1933年又改为“仁子”。书名也不断更换，时而叫《宣言》，时而又叫《马克思恩格斯宣言》等。据不完全统计，该译本有十多种版本，尽管如此，这个译本的广泛传播使得一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了革莫道不消魂命道路，对中国革莫道不消魂命影响重大。

1930年，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组织翻译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中文完整译本问世，由华岗翻译，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内容包括《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正文及是首次翻译进入中国的1872年、1883年、1890年序言。同时，为了方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准确传播，译本后附录了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这在我国也属首次。

华兴书局是由中共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地下出版机构，曾经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由于国民党在30年代实行的无孔不入的白色恐怖，华岗的译本在初版时便不得不采用伪装书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

1938年8月，《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第三个中文全译本出版，由成仿吾、徐冰翻译，延安解放社出版。这是首个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版本，同时，排版方式也改为了横排，可见《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正从知识分子手中，逐渐走向广大的人民群众。然而更为重要的可能是，这是第一个公开组织翻译的译本，在中国的大片解放区中，《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

9月，这个译本便在武汉和上海由我党领佳节又重阳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房等出版。这使得它不仅在在延安时期曾长期作为我党的干部必读书籍，在国统区也传播甚广，甚至还流行到敌占区。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甚至直至1953年，还由中国人民大学校译再版。

然而，这本书当时的发行却依旧困难重重，抗战期间，前有日伪军封莫道不消魂锁，后有国民党的阻挠。延安出版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也冲破层层封莫道不消魂锁带到上海印刷后，再秘密运往十六铺码头装船，转运至浙江、长沙、重庆、贵阳、桂林等地。

尽管如此，《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播撒到华夏大地，并渐成燎原之势，不可阻遏，对于《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需求也与日俱增，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博古校译本之后，华东新华书店本、胶东新华书店本、华北新华书店本、（大连）东北书店本、学习出版社本、大岳新华书店本、中原新华书店本、华中新华书店本、西北新华书店本等几十种翻印本迅速推出，发行量几达百万。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译本质量不断改进，纪念版、珍藏版不断推出，更相继出版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盲文出版社更是出版了盲文版本，以供研究学习。

“《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2007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 ** 在十七大报告中说道。

在一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在中国从片断到全文，从文言到白话，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汉语到多种民族文字，从伪装本、手抄本到纪念版和珍藏版，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大众中传播。我们看到，一种伟大的思想是如何挣脱束缚，成为一代又代人们的精神源泉，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所说，它“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自始至终，复旦的进步力量始终伴随着党的成长以及整个民族波澜壮阔的解放运动：1919年5月6日，是邵力子撞响了大钟，将“五四”的消息传到了上海；1920年的浙江义务，是陈望道第一个翻译出了《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的全文，将“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的幽灵”引入中国；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是计苏华在没有任何检测设备的条件下，保证了毛主人比黄花瘦席一餐一饮的安全。

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每一段历史都留下了他们不懈斗争的身影，今天我们重新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诞辰与逝世，更因为我们知道，纪念他们，就是纪念一个时代的精神。

三个人的周年：邵力子、计苏华与陈望道

邵力子(1881-1967)

复旦公学创办人之一，1921年上海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

邵力子，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力子”是他的笔名。1902年，这位刚刚在乡试中考中举人的年轻人却辞别家人以及江苏县令朱智的邀任，奔赴上海南洋公学求学。这一年冬天，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专人比黄花瘦制压迫而集体退学，邵力子便于次年随马相伯先生进入震旦学院学习。1905年，在那次著名的退学与出走事件之后，邵力子等人随马相伯另立新校，筹建了复旦公学。

求学期间，邵力子深受马相伯先生的熏陶，在他眼中，马相伯先生“日讲治学做人之要，古今中外学术源流，往往历数时不止”，“于寻常事物，辄广喻引申，究竟天人之至理．融会贯通，博大精深，洵兼备之”，每论及“国事杌陧，民生凋敝，痛言救危济亡之道。环睹顾诸子，慷慨嘘唏，声泪俱下，无不振奋警惕”。耳濡目染之下，这位年轻人暗暗下定了“力学报国”的决心。

与此同时，马相伯也格外垂青这位得意门生，并于1906年10月，不顾校务繁重，将其与于右任一起送往日本留学。

1907年春，酬躇满志的邵力子重回祖国。此时的中国，变革的吁求在黑暗的深处涌动，各种力量交织其间，上层，在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远在海外的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称“国民宪有暗香盈袖政会”；下层，潮州黄冈起义、徐锡麟安庆起义、镇南关起义相继爆发，晚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动荡的时代给邵力子提供了报国的契机。回国后的他于当年四月同于右任一起创办了《神州日报》，进行反清宣传，在赴日本募捐途中，他拜会了孙中山并赞成他的革莫道不消魂命主张。不久后，《神州日报》社因遭火灾停刊。1909年5月，邵力子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莫道不消魂命思想，被当局查封。同年10月，再办《民吁日报》，继续革莫道不消魂命宣传，又遭查封。次年，邵力子同于右任一起创办了《民立报》并出任编辑，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莫道不消魂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直到三年后，《民立报》因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莫道不消魂命”而遭禁停刊。

1915年，孙中山领佳节又重阳导的中华革莫道不消魂命党在上海创办《民瑞脑消金兽国日报》，邵力子出任经理兼编辑。当局的不断压迫与干涉使得报社步履维艰，邵力子等人有时不得不自己掏钱购买纸张，报社才得以勉力维持。

在此期间，邵力子除了报人之外还有着另一个身份：复旦教师。自1913年3月起，邵力子便在复旦兼任国文教师，他在课堂上宣传革莫道不消魂命思想，反对专人比黄花瘦制制度，抨击袁世凯复辟阴谋，常出王莽等题目要学生做作文，以启发学生觉悟。也正是这一身份，使得他能第一个将“五四”的火把从北京传递到复旦。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5日晚，邵力子在收到北京关于“五四”运动的专电后，立即致电复旦大学，告知北京学生 ** 及被捕情况。6日上午8点30分，他携带刊有“五四”运动消息的《民瑞脑消金兽国日报》赶到复旦大学，撞响大钟，集合师生，详细报告北京情况，并说道：“我们学校里面的同学，对于国家观念，是比较完备的，今天……再不表示表示我们刚毅果敢的精神，那不辜负了学校平日的训诲，你们自己又怎样对得起你们自己的良心呢？！”在邵力子的号召和李半夜凉初透登辉校长的积极支持下，复旦学生联合全市大中学生，成立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发动并坚持罢课、罢市，第一个举起了“五四”的大旗，走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出自一个叫罗家伦的年轻人之手，“五四精神”也是由他第一次喊响，而这位年轻人，正是1917年复旦公学中学部的优秀毕业生。

“五四”运动彻底点燃了斗争的热潮，邵力子等人在《民瑞脑消金兽国日报》上单独开辟副刊《觉悟》一栏，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由他担任主编。这年7月，《觉悟》副刊发行汇刊单行本，它的内容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瑞脑消金兽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半夜凉初透国十月革莫道不消魂命，深受当时进步青年的欢迎。

1920年，陈望道、陈独秀等人先后来沪，时任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主任的邵力子与他们交往甚密，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转变为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小组。此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上海党组织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经常发表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人的文章，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22年10月，原上海东南高等师专改名为上海大学，于右任、邵力子分别任正副校长。并大量聘请瞿秋白、蔡和森、陈望道等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23年底于右任赴粤，邵力子任代理校长后，每周都要参加学校会议，并经常对学生发表演说。学生不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要参加社会的实际斗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革莫道不消魂命积极分子和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干部，上海大学因此被誉为“红色大学”。

抗战爆发后，在党的直接领佳节又重阳导下，复旦成为上海学界抗日救亡的中心。复旦师生创办了《文摘》杂志，摘录、翻译国内外报刊的进步文章，1937年，孙寒冰准备把斯诺写的《毛泽东自传》译成中文发表，然而要得到审查委员会批准难度极大，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于是孙寒冰赶到南京，找到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玉枕纱厨传部部长的邵力子，邵力子看过后当即拍板表示支持，提笔在译稿上批了“准予发表”四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中文版《毛泽东自传》一经在《文摘》上刊出，立即轰动全国，人们由此了解到了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和抗日民瑞脑消金兽主根据地的事实真莫道不消魂相，无数人从此坚定了抗日的信心，跟随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今年，是邵力子先生去世四十周年。

计苏华(1917－1976)

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中共上海医学院地下党第一届支部书记，1938年加入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

1935年，18岁的的计苏华进入上海医学院，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近激发了每一位年轻人的心底蕴藏的拳拳爱国之心，计苏华也不例外，他开始不断在校外参加进步活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举世哗然，抗战由此全面爆发。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派遣刘晓同志来上海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于11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并在学生系统成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领佳节又重阳导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1938年9月，计苏华正式加入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

在此期间，计苏华经常在校内组织群众活动，宣传抗日思想，并组织少数骨干，对形势作深入的讨论。1939年1月，上医、麦伦中学、清心女中、青年会中学四校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听取了党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刘晓、陈修良的报告，当时的上医代表正是计苏华。同年7月，由龚普声同志联系，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下，上海医学院第一届党支部正式成立，共有党员三人，计苏华担任支部书记。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学校决定内迁昆明，这使三位地下党员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三人分头寻找党的关系。不久，计苏华去贵阳参加美籍华人林可胜教授组织的医疗队，并于1942年春与组织重新接上关系，由周恩来同志的秘书龚澎同志直接联系。自医疗队回来的计苏华传达了周副主人比黄花瘦席的指示：在重庆要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不能急躁暴露，目前不要发展党员，不要活动，但要做好交朋友工作，团结一批人。

于是，三位地下党员把工作放在交朋友上，团结了杨克勤、周廷冲、胡鸿慈、孙忠亮、石美鑫、苏应宽、商鉴、张学彬、彭洪年、陈忠年、史玉泉、祝寿河等一大批积极分子，其中不少人以后都入了党或参加了革莫道不消魂命军队。

1943年和1944年，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两次约见计苏华，与他进行了长谈，着重对知识分子问题做了指导，周恩来指出：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而且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培养。

1945年，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宣告胜利。然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也悄然展开。为了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蒋介石于这年的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虽曰协商，但谁都知道，此行危险重重。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为了保卫毛主人比黄花瘦席的安全，周副主人比黄花瘦席接受龚澎同志建议，调政治可靠、医术过硬的计苏华执行任务。在没有任何检测设备的条件下，在重庆谈判的43天里，计苏华全神关注着主人比黄花瘦席的一餐一饮，甚至亲口试吃，以保证安全。

内战的阴影盘旋在上海的上空，在计苏华的带领下，三位地下党员和石美鑫、祝寿河等积极分子在校外秘密集合，并前往“周公馆”，由董必武给大家讲形势，揭露国民党的反东篱把酒黄昏后共阴谋，希望青年们提高警惕。期间，几位地下党员多次要求去延安，周恩来同志传讯勉励道：努力学习，学好了再去也不迟，在蒋管区的每一岗位我们尽量要占下来，只要没有暴露就不要放弃，党要求同志们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密切团结周围群众，与反动派的腐化堕落行为作斗争。

当时的上海医学院是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1947年5月30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白色恐怖大 ** ，第一次黑名单上就有上医学生会主人比黄花瘦席朱镇亚等九名同学。这时计苏华正在上医中山医院外科任总住院医师，当晚，计在得知军警在上医抓人后，不动声色地安排了手术，并立即赶到宿舍叫朱镇亚：“起来，到手术室帮助手术去。”朱说：“我是实习小儿科，不是外科。”计说：“隔壁学校在抓人，一个同学被打伤了，快去手术室帮忙”。朱镇亚当即领会，穿好白大衣，戴上口罩帽子，遮住脸部，跟在计苏华身后，在两名持枪特务的监视下，从容地向手术室走去。而当朱镇亚走出手术室时，敌人早已离开。

1947年，沈克非教授要推荐计苏华去美国留学，计请示党组织，得到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在美国时，计苏华除了认真学好医学技术外，还积极做好留美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动员了一批科技专家回国参加建设。

计苏华赴美留学后，这一个党支部随即结束。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上医的党组织已经发展成为有100多个党支部、2400多名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员的坚强的领佳节又重阳导核心和战斗堡垒，并与全校的师生员工一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懈进取。

今年，是计苏华同志诞辰90周年。

陈望道（1891－1977）

1920年9月至复旦大学任教，1952至1977年间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创始人之一。

陈望道，字任重，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1907年，当邵力子和于右任满怀着除旧布新的激情回国创办《神州日报》时，16岁的陈望道正翻山越岭，先后到义乌县城、金华州府、杭州省会求学。随着学历的升高，他的视野也不断扩大，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受十月革莫道不消魂命影响，陈望道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钧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28岁的陈望道毅然回国，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

此间，陈望道常为《民瑞脑消金兽国日报》和《觉悟》副刊撰稿，与邵力子书信往返甚勤。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后来，当戴季陶回到上海，为《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物色合适的译者时，邵力子立刻向他举荐道：“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就这样，在启蒙与救亡的洪流中，陈望道被时代推向了潮头，1920年8月，《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在翻译的同时，陈望道还参与发起了上海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当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他曾出任《新青年》杂志编辑，上海大学教务长、代校长。创办中华艺术大学，任校长。参加“左联”，发起“大众语”运动，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与鲁迅并肩战斗。

然而，陈望道最为关切与热衷的，依然是教育，并为之投入了毕生的经历。

上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一通俗易懂，二强调了新闻记者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三这口号是从延安传来的，更加令人兴奋。眼看着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这四个字，现在依然悬挂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内。

解放后，陈望道任华东文化部长，但他无意于官位，接过了邵力子先生当年所创办的复旦大学，成为解放后复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担任校长的25年间，陈望道先生始终坚持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复旦传统，为一代又一代的复旦人做出了榜样。

1954年，陈望道主持了第一届校庆学术讨论会，除了“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被迫停止一段时间外，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有力地推动了学科交流与学术发展。

1963年，陈望道先生专门向全校师生作了学风问题的报告。他说：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与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关，因此要动员全校所有人都来参与学风建设。“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这番训导至今听来，仍然不失其意义。

大跃进时期，集体编写教材已然成了“革莫道不消魂命运动”，但陈望道依然守着自己的底线，“这种东西，剪刀加浆糊，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来，有什么意思？”他说。“文瑞脑消金兽革”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当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先生不肯，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佳节又重阳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陈先生对他的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

还是“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贾植芳先生被“摘帽”之前，陈望道先生担心他生活费不够用，但如果毫无缘由地送钱过去，又恐伤其颜面。于是他让夫人蔡葵上门送钱说：“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生性幽默的贾植芳当然意会，说，“他让我帮他花钱，我当然接受了。”

身为学者的陈望道先生在其专业领域内也成就不凡，1952年起，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1961年，陈望道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的任务。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197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传播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扬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苏步青先生为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所作的题词，概括了先生一生的伟绩。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逝世30周年。

康凌

2007-10-5 于家中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头脑

汤钊猷：“医生属于奉献。别人连命也给你了，怎么能不尽全力？”

1968年的一个夜晚，上海中山医院的手术室如同往常一样繁忙，然而接连几个手术都不那么顺利，短短五分钟内，38岁的汤钊猷就用一块木板移走了两具尸体，“前门走进来，后门抬出去”似乎成了肝癌病人摆脱不了的宿命。

当时，肝癌被普遍视为“癌中之王”， 1971年，美国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一位学者在国际癌症研究最权威的《癌症》杂志上发表其研究结果称，1905～1970年全世界仅有45例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即65年间平均每年不足1人。而在中国，由于诊断、治疗水平的局限，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仅为3％，肝癌患者多在3个月内死亡，全球因肝癌死亡的人中，一半来自中国。

目睹着一幕幕惨状，汤钊猷毅然决定：放弃研究已日渐深入的血管外科，全身心投入到攻克“癌中之王”的漫漫征程中去。中途转行乃医家大忌，况且，当时的他已经在血管外科领域颇有建树，1966年他和杨东岳教授一道完成了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如果不是我国著名手外科专家顾玉东院士在其论著中提及此事，恐怕至今仍无人知晓。然而，汤钊猷硬是把自己关在原上海医科大学图书馆苦读整整五载。

1972年，同样是一个夜晚，当时在肝癌高发地区江苏启动进行现场调研的汤钊猷和他的同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肝癌临床症状，但血液中甲胎蛋白阳性的人一年之内死亡率竟达80％！这一数据提醒他：甲胎蛋白在早期肝癌的诊断中可能具有重大价值！他说服一位“饭吃得下，农活做得动，没有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阳性的农民兄弟“开了一刀”，手术结果证明：这位农民确实患了肝癌，癌肿只有枣子般大小。

“甲胎蛋白动态曲线诊断法”由此诞生，至2000年，汤钊猷领衔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已切除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1326例，患者十年生存率达43.8％。而当时，化验一次甲胎蛋白的成本，还不到1元钱。

1978年的上海中山医院，改革开放后首批来访的美国癌症专家们吃惊地发现，不少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的患者，在上海的病房竟里奇迹般活了下来。“你们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参加国际性会议？为什么没报道？”他们深知，如此卓越的临床成就，只要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上“露脸”，必定轰动。

事实确实如此。这一年秋天，汤钊猷怀揣整理数日、背得滚瓜烂熟的演讲材料，飞行三十四个小时，抵达阿根廷出席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没有想到的是，汤钊猷的论文竟被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按规定只能讲五分钟。在这短短的五分钟内，汤钊猷言简意赅地介绍了他关于小肝癌诊断的研究，轰动全场。三年后，汤钊猷跻身最重要的国际肝癌会议主人比黄花瘦席团“六巨头”行列；1990年和1994年，他成为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人比黄花瘦席和共同主人比黄花瘦席。

世界著名肝病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前任校长Rudi Schmid曾这样评说：“汤教授是世界最杰出的肝癌专家。在这一领域，无人做出比他更杰出的贡献，他是被世界公认的。他的非凡成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肝癌诊断和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挽救了数万个生命。他已获得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赞誉、奖励、荣誉及关注，并给中国医学界带来无限荣耀。作为一名肝外科医生，他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医学专家之一’。”

1986年，汤钊猷主编的英文版著作《亚临床肝癌》由著名的Springer公司出版发行。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在这世界上第一本小肝癌专著的前言中写道：“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

然而，他的脚步远未停歇。80年代，所里一位医生提出接种卡介苗改善肝癌病人免疫功能，得到汤钊猷的支持。但接种卡介苗会导致小腿溃烂，没有病人愿意尝试。汤钊猷挺身而出：“先在我身上种！”2001年底，他不幸骨折，卧床三月，但仍抱病带领全所人员完成了《肝癌转移复发的临床和基础》一书的编写工作，并组建了6个以年轻的教授（副教授）为组长的课题组。2000年，他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国际肝病学专业杂志《肝脏病学》；2003年，又一位学生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肝癌转移标记的创新性发现。在他指导的博士生发表的论文中，已有四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这是极为少见的。据说，在他最“玩命”的那段时间，汤钊猷的体重仅有47公斤。

迄今，青年时代汤钊猷写的病历依旧被中山医院视为模范病历；在血管外科期间形成的档案资料，被视为医院模范科技档案；亲手书写的国家“七五”攻关标书，被视为模范标书。“成功，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任务的基础上” 。而这些成就背后，是汤钊猷对于“医生”这个名字的珍视：“医生属于奉献。别人连命也给你了，怎么能不尽全力？”

1999年，汤钊猷与几十位同班同学一起庆祝就读上海医科大学50年。他们班毕业45名同学，竟出了4名院士，除汤钊猷外，还有顾健人、姚开泰和邹冈。几位老人皓首相见，扪心自问的依然是自己是否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晚年，汤钊猷把自己多年来获得的奖金捐出，和建设银行一起，设立了“汤钊猷—上海建行肝癌诊疗研究奖励基金”，以鼓励有突出贡献的年轻人，培养下一代优秀的研究人员。然而对于自己的下一代，他却有着太多的亏欠，至今，独生子汤特年当年小脖子上挂着钥匙，眼巴巴在手术室外等着爸爸出来的小小身影还时常清晰地浮现于他的眼前，“没陪儿子好好度过童年，是我心中的‘小遗憾’吧！”他感叹道。

李大潜：“就是不希望无所事事，想做一点事，学一点东西。”

在复旦，流传着一则关于李大潜的童年故事：李大潜小时候天资聪颖，数学每每考得第一，而且还是第一个交卷，因此破格提前一年升入中学。进入中学之后，毕竟少学一年，一些数学概念还是似懂非懂，但交头卷的“爱好”却依旧不改，硬着头皮交上去后，结果相当惨烈，得了那个著名的“18分”，一群小孩还编了歌词嘲笑他：“李大潜，中学生，数学考了18分……”李大潜由此“痛改前非”，脚踏实地，15岁的时候便考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投到了苏步青，陈建功等大师的门下。

1958年，刚刚毕业的李大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下到了位于上海西北的宝山县，“那是上海的西伯利亚，交通是没有的，很荒凉”，他回忆道。大冬天早晨五点多，年轻的李大潜他们就爬起来去拾掉在田里的棉花球，村里的老太太见了，叫道：“你们这样手都要冻断的！”

收工后，他们骑着车去镇上开会，有一次，台上干部正在讲话，他们跑到后面的棉花堆里靠一会儿，没想到一靠就睡着了，“醒来人都没了，骑了车就往回跑啊，害怕啊。”

这段经历，李大潜极为珍惜，“我不后悔，它对我怎样做人，怎样对待工作，怎样认识个人对社会的作用有帮助，这么困难，这么繁重，你也能应付过来，这个经历恐怕国外数学家不会有，我们年轻的数学家也不会有。更重要的是，对比较下层的人的生活有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对这些脑子里还是要有了解的。”

“看农民一锄锄把田弄开，又弄平，农民做工很细致的，哪个地方弄不好就种不成庄稼，做学问也是这样的。”他说。

1967年“文瑞脑消金兽革”开始后，李大潜被下放到郊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到那里一开始是劳动，然后就给他们上上课，或者跟他们一起解决一些生产上的问题”。工厂生产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给李大潜的数学知识提供了实践的空间，“工厂里的生产实际需要数学，但是你的拿手好戏不一定用得上，可能需要一点新的变化才能解决它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这个变化也是对的，只是过去的平面几何里不讲这个定理而已”。更重要的是，常年以来养成的学习习惯使李大潜开始拿起书本，“就是不希望无所事事，想做一点事，学一点东西”。

就这样，在帮助工厂解决生产问题的过程中，李大潜自学了大学物理各门课程，包括理论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等等，甚至还有计算机。为了看懂法语的原著，他还自学了法语，将四册课本上的生词、课文几乎全都背了出来。

“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当时不会想到将来可以在学校里开课，去当一个教授、副教授；不会想到应用数学这个概念，就是不愿意年华虚度，对知识还有渴望。所以说，没有功利的学习是最尽心尽力的学习，是世界上最有效果的学习。”李大潜说。

“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国家派大批学者出国留学，李大潜自学的法语帮助他通过了法语考试，从而踏上了留学法莫道不消魂国的征程。又是他在工厂里自学的力学课程，为他在法莫道不消魂国留学期间踏入应用数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因此，李大潜后来成为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的所长。

“机遇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是平等的，而只有有准备的人才抓得住机遇。”这句李大潜常挂在嘴边的话，对于他自己尤为意味深长。

这样的勤奋也被他带上了法兰西的土地，留学巴黎期间，李大潜在给苏步青先生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诚知学术渊无底，挖到深层自及泉。”

当时的巴黎是世界的一个中心，无数优秀的数学家集中在这个地区，在巴黎的十几所大学内开设着不少的讨论班，“人都不是很多，多的也就五、六十人吧，少的也有十几个人”，讨论班是一个公共场合，这让李大潜大开眼界。他把广告栏上贴着的报告通知印下来，勾出那些想听的内容，并且常常因为时间冲突而不得不忍痛割爱。

每天，李大潜都在数个讨论班之间“窜来窜去”，聆听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学者们的报告，这使他知道了第一流的数学家如何对待数学，如何面对问题，如何运用思纬。“天天跟他们见面，让我看问题有了世界的眼光”。

“这些东西不一定能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但是可以提高你的品位。数学也有品位，什么方法好，什么方法不好，什么结果好，什么结果不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风格，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影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

回国后，李大潜在复旦继续埋首教学与学术研究，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各种社会活动接踵而至，“好些都在能力范围之内，还不在行的事情也并不排斥，有时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一些无关的东西就要尽量回避，比如与业务无关的事情，如果我乐此不疲地去参加那些，我的科研事业就完蛋了。”

碰上出差，李大潜很少坐飞机，“坐火车能静下心来，基本上一坐下就工作，一边工作，还能够看小说”。据他说，这样的能力是跟苏步青先生学来的：苏先生家里小孩比较多，他就一手抱着小孩，一手看书、写字，小孩吵闹对他几乎没有影响。

这样的能力使得李大潜能够不断地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做了院士以后不要靠吃老本，谁要是自己不做，开会发个言就不痛不痒的，你还是要立新功，不断地使自己成长起来，这个我想也是要有习惯的。”

而这样的“习惯”，正是他年轻时勤奋不懈的结果，“年轻人，第一要对逆境有心理承受能力，人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时候也要想到将来要吃哪些苦。真正碰到逆境时要沉得住气，人要是自己垮下来，那就完蛋了。第二，在困难面前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理念，这样逆境才可以转化为顺境。不要做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要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的积累。”李大潜说。

2007年8月，李大潜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

陈尚君：“要守得住寂寞，坚定地认准一个方向。”

1979年，当朱东润先生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时，陈尚君才刚开始跟随朱先生研究唐宋文学。两年前，陈尚君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复旦，仅仅用了一年，他就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被破格录取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并由此踏上了治学的道路。

跟着朱先生求学的第一年让陈尚君记忆深刻，“当时朱先生对我的基础之差颇多批评，学年考试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用一个暑假写出长文，对宋以来视为定论的杜甫离蜀原因提出新说，与朱先生的《杜甫叙论》持说亦有不同。朱先生看后大加赞赏。这也树立了我在学术上的信心。”虽然，“后来我未能尝试他的治学道路，另走上了考据辑逸一途，但就治学精神来说，朱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获益匪浅。”

正是凭借着这种代代相传的治学精神，陈尚君在他的“考据辑逸一途”中一路走到了今天。1992年10月，126万字的《全唐诗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9月，近400万字的《全唐文补编》出版，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评述道：“他一方面对前人已做的唐诗汇录辑佚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另一方面对唐人著述总目和今存唐宋典籍，作全面的调查。他所查阅的书，其面之广确实是惊人的，不止是唐人著述，凡宋元以来的总集、金石、方志、谱牒、说部，以及敦煌文献、佛道二藏、域外汉籍，都巨细无遗地加以搜辑，据他自己估计，先后检书超过5000种，仅方志就有2000多种。这种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其收获即为辑得逸诗4600多首(其中新见作者800多人)，相当于前此各家所得总和之两倍多，可以说是清代中期以后唐诗辑佚的最大成果。”

翻开这些煌煌巨著，一字一句的勾辑与考订背后是陈尚君在书斋里的多年沉潜，在谈到自己的治学方法是，他说：“如果要归纳我的治学方法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不区分学科，利用目录学来追求全面、系统地掌握文献。其实文献这个工作，或者传统的工作，都有一个特点：极其忠实于原著，不求任何的侥幸或捷径。唯有如此才能做事。比方说旧五代史怎么做，其实就是大量的文献，从最原始的处理，一个字一个字的做出来的。”

正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考据功夫，使得陈尚君的著作为无数史家所叹服。

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由宋太祖于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下诏编修，全书一百五十卷，是记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这部史书在明代时亡佚，后由清朝学者邵晋涵在修《四库全书》时重辑，成为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也是最后一部列入正史的著作。但是，邵晋涵的辑本存在严重不足：一是缺漏很多，北宋重要史书《册府元龟》远未充分利用；二是为回避 ** ，对原书中涉及民族敌忾的文字，作了大量的讳避改动；三是校勘不精，细节出入很多。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史学界就有重新辑校《旧五代史》的呼声。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30年就提出用《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的计划，但没有完成。对此书的通校重录一直未实现，原因是文献甄别过于复杂艰难。

然而这个工作，被陈尚君以几乎一人之力承担了下来。2005年12月，约320余万字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为了这本书，陈尚君一坐就是十一年。在重新辑校的过程中，他严格遵循传统，以现代学术理念系统清理五代文献。一是对《旧五代史》原文，利用现存典籍善本作全面校勘，补充逸文，新增传记六十多篇，删去清人误收者九篇，增补和改订原书文字达八千多处；二是采用裴注《三国志》的体例，将现能寻得的五代实录全部辑出，这样不仅顺利解决了《册府元龟》所引五代文献的鉴别困难，也为学界提供了最原始完备的五代文献。该书附录了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三是对清辑本引录文献和校语考证，全部复核原书，确定正误，同时全面比读相关文献，增写了大量新的考订文字；此外，经周密考证后重新编次，尽可能接近原书面貌。

“在重辑《旧五代史》的工作开始后，才发现这项工作的艰苦与繁杂，原以为两三年时间即能完成，但是一直持续了十一年才大功告成。”陈尚君回忆道。

在这轻描淡写的“十一年”中，他埋首古籍，基本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回复朋友来信，在海内外搜集、梳理各类古籍，引用到的古籍达400多种。“全书正文4500余页，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言必有据，征而后信，并坚持疑以传疑，避免武断。……这使我更感到陈尚君教授沉潜敬业精神，在海内中年人文学者中可谓凤毛麟角，并敢说他的这部巨帙，至少在此后一世，将无人可能超胜。”朱维铮教授评论道。

“现在的学者如果要走学术这一途的话，必然要放弃许多东西。成败得失可能难以预料，但是一定要能够寂寞一段时间，能够沉得下心来，能够放弃一些东西。同时利用现在的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一直很坚信一点：比我年轻一辈的学者能够做出更好的成就。但是要守得住寂寞，坚定地认准一个方向。同时，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陈尚君说。

康凌

2007-10-6 于家中

复旦青年：2005年您在《世界哲学》期刊上主持过一个叫“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西方思想史”的专栏，第一篇文章就是翻译王尔德的《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那么，古希腊思想作为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源头，对马克思有着怎样的影响？比如怎么看他早年的《博士论文》中对古希腊思想的汲取或批判？

吴晓明：马克思最早的哲学立场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他写《博士论文》时借重的是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主要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怀疑派、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等。包括马克思和他当时的一些朋友鲍威尔、科本等在这方面的研究上都特别专长。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们都是有当代指向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不过是在思想中把握的那个时代。与黑格尔派最接近的那批青年站在自我意识立场上，主要是想与已经被实体化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意识世界作斗争，因此借重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怀疑派的怀疑、斯多葛派的共和主义以及伊壁鸠鲁派的对宗教的敌视，以此同当时政治和宗教上的敌人进行斗争。

所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起来是个很古老的、纯学术的题目，但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在《博士论文》中，他对伊壁鸠鲁派的学说，特别是对宗教的批判的观点作了很充分的发挥。因此，他的《博士论文》其实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作出解释。有人认为马克思当时的解释非常特别，梅林写《马克思传》时甚至说，马克思也许比伊壁鸠鲁本人更深刻地思考了伊壁鸠鲁的原理。

因此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古希腊思想的意义在于：第一是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第二是他们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试图对已经被实体化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意识世界作斗争；第三，他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实际上有现实意义的发挥。

复旦青年：您在文章中写到，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实现了一种“革莫道不消魂命性变革”。但是我们知道，对于马克思的解释很多时候依据的都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譬如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革莫道不消魂命性变革”？

吴晓明：根据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解释马克思哲学当然有它的道理，在我看来，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在理论上的父母。所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最初解释马克思哲学时，在本体论的基础上是依照费尔巴哈来解释的，然后附加一些黑格尔的已经被中性化的、抽象的辩证法，仿佛它能够现成地被附加到费尔巴哈的本体论中去。

后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主义传统。黑格尔传统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一条，如恩格斯所说，就是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的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批判的思想。这方面，卢卡奇的《历史与阶半夜凉初透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两部著作确实非常重要，他们主要是反对“海林－普列汉诺夫正统”。这个正统的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就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知性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学说使得马克思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性质大大削弱。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主张，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第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特别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这个传统包含着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批判的方面。这两个方面都能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错的，所以我刚才说马克思的“父亲”和“母亲”可以看成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但是了解一个人不能光了解他的父母。费尔巴哈和黑格尔都属于现代形而上学这个范围，那么马克思的哲学革莫道不消魂命究竟在哪些最根基的问题上他超出了现代形而上学？如果我们只是按照传统哲学的方式，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以某种比例调和起来就是马克思的思想，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了解父母固然很重要，但是要了解一个人，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候，还要了解他的同时代人。那么这个同时代人是谁呢？我提出的主张就是，和当代西方哲学要有一个批判性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马克思哲学的革莫道不消魂命以及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涵义有可能被积极地显现出来。这个变革经过马克思的途经后，在西方重新又经历过别的方式。比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走过的路程肯定和马克思不同，但是他们能够给出一个现代哲学的启示，这个启示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超出现代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什么叫当代哲学，以及当代哲学在这个进程中发生的变化。

复旦青年：也就是说，这样的对话本身是跨时代的？

吴晓明：对。比如费尔巴哈是第一个对整个哲学进行批判的人，因为他看清黑格尔实际上是思辩哲学，现代形而上学最后的完成。然后他开始批判宗教，之后他发现，哲学实际上就是被理性化了的宗教，因此他对于整个哲学进行批判。后面就有尼采、马克思等，包括海德格尔。

虽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有一些批评，但是按照我的看法，在所有这些哲学家中海德格尔最看中的实际是马克思。有两个证据，一个是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个是晚期讨论班。《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讲到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这话说得很厉害，胡塞尔是他的老师，萨特是法莫道不消魂国仅有的能和他相提并论的存在主义者。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没达到马克思的深度。

另外，他在晚期讨论班中讲，当今的哲学只是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根本不理解我们当今时代的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注意懂得这双重的现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的评价是很高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和尼采一样，对“绝对的形而上学”实施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性的“倒转”；然而由于这种倒转（仅仅是“倒转”），所以马克思又和尼采一样，重新转回到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之中，而后现代主义者又有人说海德格尔也如此：终究还是形而上学。

在我看来，目前要完全脱离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仅仅是理论的任务，更关乎实践。并不是说随着我们思考的越发深刻，就能够在某一刻超越形而上学了。只要现代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依然据有统治地位，批判形而上学的工作就仍将继续。另外，即使有一种学说被认为回到了形而上学，也存在着程度的问题。我们不能说，因为费尔巴哈的学说被马克思判定为回到了形而上学，他的学说就失去了意义；同样地，尼采也被海德格尔指为形而上学，但其学说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相反却愈显得重要。这就是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天命”：只要现代文明的发展没有达到超越资本统治的境地，反形而上学与回到形而上学的过程就将继续推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复旦青年：那么马克思所强调“实践”的概念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新的路径的开启呢？

吴晓明：这仍然需要解释。“实践”是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核心概念。有趣的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卢卡奇之却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去获得解释：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完全等同于费尔巴哈的“实践”（或“生活”）概念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半夜凉初透级意识》中却以一种“夸张的高调”、以一种主观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使实践概念“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从而在把“被赋予的意识”变为实践的同时，构成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

所以我们固然知道实践的概念和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重要的一点，但是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仍然需要在“存在论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基础上重新阐释，否则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会把它统统推回到形而上学中去。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超出形而上学的范畴有如下原因：一是从单纯的理论态度中摆脱出来；二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我思”的批判性考察。而后者也正是当代哲学思考的重点。关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意识的内在性”，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开始一直在探讨“意识的内在性如何被瓦解”，并通过对“此在”的处理予以哲学上的解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论及了该问题；第三点是开启了存在论的“生存论路径”。“生存论路径”是海德格尔的术语，他区分了存在论的两种基本方式：生存论的（Existentialist）和范畴论（或曰“知识论”）性质的。所有的存在主义者反对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存在不能被还原为知识。也即是说“生存论路径”与“范畴论路径”是不同的。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立足点就在于“把存在做成知识”，所以它是范畴论性质的——当然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及其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不在此例。

复旦青年：除了存在主义之外，我们看到包括后现代的许多思想家，譬如德里达、罗蒂、杰姆逊等也都经常论及马克思对他们的重要影响，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关联？

吴晓明：萨特晚年转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辨证理性批判》中他对马克思主义评价很高，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他的存在主义只是寄生在马克思主义上的一个思想体系。他的说法是基于对时代的判定：这个时代的终极原理已被马克思所道出，因此任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是重复马克思说过的话。

除了萨特，很多当代哲学流派也在与马克思进行对话，它们也认为马克思作为当代思想的一大支柱无可回避，这其中就包括后现代主义。

通常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太过庞杂，总体上我比较赞同丹尼尔·贝尔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大体上来说应该被看成是“现代性病症”。后现代的观点，就其反对现代性这一点上讲，与马克思、尼采等都是有渊源的——他们是最早对现代形而上学进行攻击的大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后现代主义有一个总的看法：他们在反对现代形而上学的“虚假观念”、抨击现代性方面与他们的前辈走得很近，但是他们建设性的成就难说了。比如福柯，他的研究非常重要，他的著作非常好地揭示了一个概念前、逻辑前、反思前的世界；但是我们却不能继而认为他的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同。也许他有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成就，但是我们目前研究得还不够。

在种种振聋发聩的声音背后，我们发现了两位复旦人的身影：杨西光与夏征农。或许是在无意间，这两位曾经的复旦大学党委帘卷西风书记相互配合，前后呼应，对这场讨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我们发掘出这段湮没在历史中的故事，不仅为了纪念那场改变中国的讨论，更是为了向在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里保持着自己的信念与勇气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员们，致敬。

两代复旦人与一场讨论

八个月：一篇文章的发表

1977年的夏天异常闷热，南京的一家医院里，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正陪在住院的妻子身边，43岁的他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黑帮分子”，批斗、游街、扫厕所，埋首书斋的似乎日子一去不返。“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后，重新回到书桌前的胡福明沉入了对于这段日子的长久的反思。“那个时候就想找一个突破口，找一个下笔的地方。如果不在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很多事情就无法扭转。”胡福明说。而在之前的一次研讨会上，《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约正好他写篇文章，这促使他开始构思文章的构架。

那些炎热的夏夜里，胡福明在医院的走廊里搁了一条凳子，把书一批批带到医院，接着廊灯的光线，他趴在凳子上找出了上百条马克斯、恩格斯关于实践的理论论述，经过仔细阅读、排列，写出2000多字的提纲。九月初的一天，一篇8000多字的稿件被投入绿色的邮筒，从南京发往上海，稿件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就在这个月，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帘卷西风书记的杨西光进入中央党校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在那里，他遇见了自己的老战友孟凡，当时，孟凡正负责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一刊。在党校学习期间，杨西光与孟凡来往频繁，《理论动态》要刊发的稿件，孟凡也请杨西光提出意见。1978年4月，杨西光的学习结束，在结业前，他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

另一边，胡福明的稿件寄出了四个月，仍未发表。期间，他按照《光明日报》的要求多次修改稿件，“减掉一些锋芒”。直到1978年1月14号，《光明日报》打算在哲学版刊发这篇文章。

结果，文章还是没发成，这次是因为《光明日报》的新任主编杨西光看了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

杨西光到《光明日报》上任后，首先考虑的是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以扩大影响。看过《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稿后，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决定以这篇文章为突破口，来扩大《光明日报》的影响。当时在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稿子很重要，主张发表；一种意见认为，这篇稿子要是发表了，会引起一场风波，慎重起见，不发为好。杨西光也知道，一旦遇上政治风险，以当时的《光明日报》，是承担不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文稿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此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室研究组正在撰写立意相近的文章，于是，他找到了孟凡。

据孟凡回忆：“有一次，杨西光同志找我，说要同我商量一个问题。他说，最近胡福明投来一篇稿子，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他告诉我，对这篇稿子，在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先发一下。我这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把关。这件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

于是，孟凡将此事汇报给了胡耀邦，在胡耀邦表示同意后，胡福明、杨西光、王强华和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等开始讨论修改文稿，此时，孙长江已经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稿。吴江对孙长江说：“你将两篇稿子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

经过反复不断的修改，1978年5月6日，他们将定稿送到了胡耀邦处审阅。5月1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60期正式刊登。次日，《光明日报》将其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就此进入公众的视野。

上海：平静的暴风眼

1978年4月份，《光明日报》的订数是68万份，由于学校放假，7月份的订数历来减少，但由于大量刊登真理标准讨论的稿件，当年却攀升到89万份，次年1月升至140多万份。

当时已经60多岁的杨西光曾对友人说：“这么长时间失去工作，就想干出一点事。岁数大了，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文章发表前，夫人季宝卿有些担心，杨西光说：“我60多岁了，没什么怕的。”文章发表后，大家都很支持，但也遭受了很大的压力。他告诉夫人：“你要做好准备，我是要负全部责任的。”王强华回忆，在那些特殊日子里，杨西光的神色比较严肃，很少说话。有一次见他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大不了把‘乌纱帽’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不过是从学术层面上要解决一个理论是非问题，但实质上，联系当时“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不久的情况，这篇文章的锋芒直指直指华国锋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方针。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等人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引起了“凡是”派的不满。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认为，“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直到6月2日晚，杨西光得知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心里那块石头才真正落了地。在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席卷全国，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陆续发表谈话，支持这场大讨论，由此，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然而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采取的是不支持的态度。《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上海的反映很强烈，不少单位纷纷展开讨论。可是市委宣玉枕纱厨传部主要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却以“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为名加以控制，“不介入这场争论”，同时对上海的媒体做出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但不能自己组织文章。当时的《文汇报》有九篇文章送审，都被压下了。后来又规定，5000字以上的文章必须送审。于是，上海报界一片沉寂。

夏征农：“为什么不能发？”

1978年，夏征农刚复旦大学担任党委帘卷西风书记，而他素来正是以敢于直言而著称。

1959年，身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因同情右莫道不消魂派、对文艺工作领佳节又重阳导不力等原因被免去职务，降为一家人民公社的书记。为配合大炼钢铁的要求，他所在的公社也架起了炼钢炉，却没有炼出一点钢来。于是，他向省委报告：“不要再要求每天放什么卫星了，所有的卫星都是假的。”有人说他：“你受了这样大的处分，还像没事一样好提意见，万一再被批怎么办？”他说：“如实反映情况，是党员党性的具体表现。对我的处分，我相信历史会替我做出公正结论的。”

1962年，夏征农重新被启用，担任中共华东局宣玉枕纱厨传部部长。1965年，江莫道不消魂青在上海抓“样板戏”，他却在华东地区京剧汇演闭玉枕纱厨幕式上发言：“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江莫道不消魂青听到后大为不快。次年2月，他在审看《华东通讯》一篇文章时，把引用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的一段话删去了。这下又触犯了江莫道不消魂青。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江莫道不消魂青发言大批夏征农如何反对京剧革莫道不消魂命，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次月，夏征农被免去华东局宣玉枕纱厨传部部长的职务，成为“文瑞脑消金兽革中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

而此刻，面对外界的沉默，这位拥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毅然明确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并在学校举办了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动员报告中，夏征农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之后发表了《没有民瑞脑消金兽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文章，提出“发扬民瑞脑消金兽主，办好学校”，在复旦校园里扬起了民瑞脑消金兽主的大旗。

同时，他兼任停刊十年、刚复刊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1978年学报第一期就发表了几篇使人耳目一新的文章，由此受到胡耀邦同志的好评。

此时，《文汇报》总编辑马达正在寻找机会冲破市委的禁莫道不消魂令，在他看来，夏征农的讲话是一个契机，可以凭借夏的影响力打破上海“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的禁区，正式展开酝酿已久的大讨论。于是，他让《文汇报》的记者根据夏征农的讲话写了报道，并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表，夏征农反问道：为什么不能发？

于是，《文汇报》就在1978年9月16日的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报道，为了不受5000字以上的稿要送审的限制，报道的长度被故意压缩在了5000字以内。

《文汇报》对夏征农讲话的报道打破了上海报界的沉寂，成为在上海报纸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而今天，上海早已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回顾三十年前的那场讨论，复旦的两任党委帘卷西风书记之间或许是无意的配合与呼应，昭示了思想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康凌

2007-10-6于家中

1945年，当J·哈德纳特在他的一篇题为《后现代房屋》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后现代”一词时，他肯定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所发明的这个词语已然“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用语”（S·拉什语）。两年以后的1947年，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再次使用了这个词语，在他那里，“后现代”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壮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现代”一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960年左右的一次争辩中，I·豪和H·列文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概念，而仅仅几年之后，I·哈桑和L·费德勒等人就已经明确的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而当时间走到20世纪70～80年代时，后现代主义开始向全世界蔓延。1979年，法莫道不消魂国哲学家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出版，从此，后现代在欧洲大陆一发而不可收拾。尼采、巴塔耶、海德格尔、德勒兹、拉康、鲍德里亚、列维纳斯、福柯、德里达、罗蒂……一个个振聋发聩的名字被人们与“后现代”联系在一起，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无怪乎1981年法莫道不消魂国的《世界报》要向其读者宣布：“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20世纪80年代，随着这些理论家的著作的译介引进，后现代思潮也全面进入中国，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些理论家几乎个个行文艰涩，诘屈聱牙，“后现代”这一词语却迅速成为商品市场中的时髦标签，它所标志的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吸引着大众眼球的同时也吸引着广告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这一孕育于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做一次严肃的梳理应当是有所裨益的，了解“后现代”这一标签下隐藏的问题与焦虑，对于正在竭力从事着“现代化”建设的我们，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

复旦青年：在很多时候，“后现代”似乎被作为一种标签在随意的使用，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思潮背后都有它对于文化、社会的思索，那么在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的严肃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汪行福：它的严肃性首先体现在对于启蒙的理性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宏大叙事的重新认识。启蒙文化相信理性与人类解放有根本的内在联系，这种理性体现在个体的解放、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自由民瑞脑消金兽主国家等现代性成就中，它们的发展最终会导向人类的解放。而两次世界大战告诉人们，现代性的一些承诺已经落空了，这就使得人们去反思启蒙文化以及理性主义信念本身是否包含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正暴露出来。

第二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现代性以工业化为基础，后现代性则依赖计算机、媒体技术的发展，不同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会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如新的技术是否给人们提供走出韦伯所说“科层化社会”的可能性，新的人类生产条件、交往技术的变化中，是否包含某种积极的可能性？如何来把握这种积极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都激发了后现代主义的思考。

第三与政治有关，6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运动，像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等，它们面临的紧迫问题就是寻找自己的合法性语言。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倡导差异和多元叙事，适应了所谓超议会或超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政治运动的合法性自我辩护的需要。我觉得大致就这三个方面。

复旦青年：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抹平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鸿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否应当为我们时代的庸俗化负一定的责任？

汪行福：后现代的思维方法强调多元化，既然文化是多元化的，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庸俗化的后现代文化，不同的文化主体有不同的文化取向。今天来看，高雅艺术依旧有它的市场，只是它不再一统天下。从这点而言，如果运用后现代的方法来判断后现代文化现象，你就无法得出它一定会完全走向庸俗化的结论。

复旦青年：后现代主义本身是由西方文化哺育出来的，那么在现代中国，它的有效性体现在哪些地方？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关于反思的吁求在此刻是合乎时宜的，对于致力于构架学术思想与日用常行之间的桥梁的思纬来说，反思我们的生活，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每一次对于生活的真诚审视，都无法绕开那些伟大的思想，结论不会凭空产生，廉价的解答尽管随处可见，可一旦我们试图去找寻一种拥有安身立命的力量的答案，我们便总会在不经意的凝视间与那些熟悉的名字相遇，因为只有透过他们的眼睛，真正的洞见才得以可能。

关于“现代性”这三个字本身，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出辨析与说明，而仅仅用它来指代一种与以往有别的、为我们现代人所习以为常的认识、言说世界的方式与姿态，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请原谅我们的粗陋，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个不定期出现的专题，能与诸位一起开始反思这种认识与言说，反思这种方式与姿态，进而反思我们的习以为常，以及它所呈现的与遮蔽的一切。

我们都记得德尔斐神庙中那句镌刻了数千年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因而我们相信，不断的审视与反思，必将使我们的生活拥有更多的力量、智慧与尊严。

帖子被和谐之后，很多朋友有些愤怒，当然我也不例外，当某种力量真的干涉到了我们身边，再对它表示忽视或是视之为理所当然，不仅是冷漠，更是愚蠢。

删贴这件事上，有一些意见与大家分享。删贴固然是可鄙的，但删贴的原因大概更值得琢磨。如果网站是接到某些指示而作出的删贴决定，它本身可责怪的自然不多，只是从中我们都能知道我们的所谓商业网站背后的某种支配力量有多么强大。以后再看到其他国家质疑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也能多一份理性。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也就是网站自己自觉地删除了这贴。这才是更值得重视的。从古至今，祸从口出的教训从未绝断， ** 的阴影也长期盘踞在这片土地的上空，在面对黑暗时选择噤声本也是迫不得已，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如此的“自觉”？我的意思是，即便没有现实的力量迫使我们做出低头的决定，我们却习惯性的、画地为牢的自我“消毒”，自我“净身”、自我“阉割”，并且时而以此自夸，觉得自己洞明世事？这样一种“自觉”可能比某种自上而下的力量更为恐怖，这件事上，不仅校内是这样的“自觉者”，无数跟贴中默默持着“这种事情，太正常了”之类观点的人难道不也是这样自以为是的“自觉者”吗？

说到底，校内也好，删贴也好，不过是这个时代漫无边际的黑暗时代中的沧海一粟，从古至今，自己要求净身入宫的从来骆绎不绝，校内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比之于强权对于言帘卷西风论自由的剥夺，我们自己的“自觉”何时开始，如何发生，何以可能，可能是更值得重视的主题。

其实哈维尔在他关于后极权主义论述中有过精彩的表述，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佳节又重阳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恐惧与谎言造就了我们这样的“自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自以为聪明”的人群中的一员，在整个社会运转的齿轮中默默运转，将一切的反抗斥之为“不成熟”，然而正是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阿伦特眼里，就是所谓“平庸的恶”：

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真实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技术化、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当然，哈维尔与阿伦特都不是真理的化身，我本也无意扯得这么远，只是他们的论述确实提供给我们一种反思的可能路径，重要的不是谁掌握了真理，而是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如何去获得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哈维尔的十分简单的答案：“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LIVING IN TRUTH）

很多时候当我们把矛头上升到和谐社会的时候，网站本身倒可以躲在巨大的阴影下安然无事，这并不表示大家的愤怒发错了对象，只是以我之见，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对象虽然发泄起来并不爽快，指着某张报纸某个网站骂上祖宗八代也不见得有快感，但是不是一些具体的分析有时候更有力量？鲁迅《伪自由书》的材料大多来自报纸的角角落落，但言辞间的力量似乎比同时的那些言必民瑞脑消金兽主议会者强出不少。宏大叙述当然很令人激动，但这是不是也是另一种不真实？在我看来，一些扎实而细致的梳理与反思可能更有裨益，尽管不那么令人快慰。（说白了，我那篇不合格的报道，也正是处于这个目的。）

至于梳理与反思的形式，自然不容我在这里饶舌，最后想说的只是，即便我们愤怒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 ** 我们愤怒的对象，是不是要上演另一出治乱循环？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让每一次的事件推进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积聚自己的愤怒。我依然幼稚地相信，越来越多的属于个体的反思，最终能够汇聚成时代的清明。

是为记。

康凌

2007-10-1晚 于家中

9月29日晚，复旦园如往常一般宁静，北区一条街上的三人行书店里依旧有人孜孜不倦，门外，三三两两的学生边走边讨论着“十一”的安排，而那些第二天没课的，或许早早收拾好了出游的行囊，整装待发，空气中飘满了对于假期的期待。

这时，一阵争吵打破了校园的宁静。

争吵来自于北区一条街上的修车铺，对立双方是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和店主夫妇，这样的争吵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已经司空见惯。

然而五分钟后，事态迅速升级。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到：“两人的争执变得激烈，然后发生了一些推搡。在推搡中，老板女儿(我推测的，因为年纪较小)的手机被学生男碰落在地。结果修车铺4、5人立马蜂拥而上将学生男按到在地，拳打脚踢。其中老板男，穿的是皮鞋，一下下踢在学生男背上……这时候，学生女(估计是学生男的女朋友)上去拉扯推开他们让他们不要打，结果也被按在地，暴打。……最令人发指的是，此时老板的儿子，去修车铺里拿了一根黑色铁棍出来，往学生男身上招呼，到底打了多少下不清楚。”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描述：“一家店主说：那个人看起来不像学生，就像是来找事的，剃的是光头。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他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是那个光头学生抢过车铺老板娘女儿正在拍照的手机，摔在地上。然后店员一哄而上。但是哪怕就是打了人，伤得也并不重，店主称：光头男生骑着那辆自行车还带着女生在后座走了。临走留下话：要来搞你这家店子。”

情况越来越严重，围观者中有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与此同时，校保卫处的电话也铃声大作。

没有人接。

“有可能保卫处是已经接到报警过来了。”一位学生表示。

可是更多的人不这么认为，“保卫处是保护学校，更是保护学生的职能部门！不敢想象一个学生甚至女学生在校内都能够遭到血腥的殴打，学生的人身安全会得到有效的保护？这样的保卫处我们要之何用？”一位学生在网上愤怒的写道。

十几分钟后，保卫处的人员到达现场，带走了受伤的两名学生（后送至医院）。据了解，这家修车铺已经不止一次的殴打学生，“连隔壁水果店老板都说‘怎么又打人了’”，校保卫处也曾接到过报案予以调解。

至于究竟是“暴打”还是仅仅“伤得也并不重”，在医院的检查结果公布前，我们无从判断。然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愤怒的情绪已经随着事件的流传而蔓延开来。

23点34分，一篇标题为《【血腥】我亲眼看到的北区一条街修车铺打人事件》的帖子在光华研版上刚一出现，跟帖便纷至沓来，同时迅速被转贴至各个版面以及燕曦、复旦泉，“十大里有8个都是与之相关的贴”。一时间，BBS群情激奋。

“虽然当时已经午夜十二点，但很多网友都没有去睡，网友们此时都把眼睛聚居到了研版，关注事情的最新进展，版面上在线人数最高时已经将近四百人。”研版版主sanmu事后写道。

就在此时，各版版主几乎在同时收到了上级通知，“让我合集删帖等务必控制同学的过于偏激的讨论，防止情绪失控。”

情绪确实有些失控。“让他们滚出复旦！”的回帖不时出现，有学生要求大家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修车铺，“否则下一个被打的人就可能是你”，甚至有人发出了召集学生砸修车铺的号召。

正当版主们忙得焦头烂额时，事发处开始集结起了成群结队的学生，尽管店门口有一名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不断的在劝解同学们冷静，仍然有学生源源不断的从各处赶来，“当时店门口已经聚居了数百人，而男生居多，也有一部分女生……后来有同学发帖说人数一度达几百人”，学生们在得知店主已经离开店内后仍然不愿散去，“逐渐的，有的人开始踢店门，用凳子、砖块砸店门、屋顶。将附近的垃圾全倒在店门口”。修车铺的雨篷被扯下，店门被掀起，不时有东西被人砸向店内，“虽然声音很小，但是每一次的砸都会立刻引起了同学们的阵阵欢呼”，此时，有学生进入店内，“一脚踢碎了里面冰柜的们，瞬时，碎玻璃散落”。在场者回忆道。

而园区管理人员与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的劝阻似乎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有个小朋友坚定地站在店的前面，……一字一顿的吼道：我－有－没－有－权－利－站－在－这－儿？！同学们大声回应：有！”最后，有学生提议唱歌，于是，《团结就是力量》和《大刀往鬼子头上砍去》的歌声在夜空飘荡了一会，期间还有人提议打牌，“在这儿等到天亮！”

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店主的缺席使得学生们认识到“今晚没有办法解决事情了”，人群逐渐散去，但这并不是所有人的选择，“听说还有几个人始终不肯离去，特别是生科院的一个博士师兄rood，选择在那里席地而卧来表示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

此时，已经超过凌晨两点。

而事情却远没有结束。

凌晨1：19分，日月光华被关。

凌晨1：26分，燕曦被关。

“如果有一个方法让校内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莫过于关站”，有人评论道。

30日16点15分左右，笔者从外网成功登陆光华，当时的十大为：

名次 讨论区 标题

第 1 名 FDU_Economics Happy birthday to owa～～～ 

第 2 名 Graduate 果然好多人 

第 3 名 TVEntZ 那个夏天，那些人，那些文 

第 4 名 Graduate 大家还是保持冷静吧~ 

第 5 名 FDU_M.S. 本版有人去吗？ 

第 6 名 M_Zhangjiang [转载]有人在高声召唤 

第 7 名 Graduate 回来汇报下情况 

第 8 名 FDU_Life [转载]【血腥】我亲眼看到的北区一条街修车 

第 9 名 Graduate 唧唧歪歪的到底有人去砸店不 

第 10 名 FDU_M.S. 不用了，我发帖建议经济制裁

当笔者试图打开以上帖子时发现，第2、4、5、7、8、9、10贴全都被删。

16点22分，外网再次无法登陆光华。同时，外媒也接到了不许报道的批示。

然而这无法阻止事件的流传，在google中键入“复旦北区修车铺事件”，约有77，000查询结果，同样的事件被人从无数的角度探讨着，绝大多数论者显然更为关注学生的安全，赛博与丰乐事件被不止一次的与之相提并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类似的事件了。一开始同学们对于学校会处理好这样的事情是有信心的，可是终于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同学们就想，不得不自己出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可是这仍然不是理智的举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相信。学校目前的失语使人不能恢复安全感。”BBS上有人发帖道。

同时，这起事件在不经意间被提到了正邪对立的高度。一篇流传甚广的评论中这样写道：“我们透过上百个紧紧靠在一起的肩膀，看到正义女神在微弱的星光间微笑。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对同学，对公正的真挚的爱，才会在那么短时间里，换起那么多的关注与参与、愤怒与呐喊。也许有许多冲动的成分，相信有更为妥当的处理方法，但是无论他们的行为将得到怎样的评价与定性，这一夜以后，我们从此相信，复旦人的血管里，流淌着和汪洋烈士一样鲜红的热血。”

然而，也有人对于这种“烈士”行为的有效性发出了质疑，“论拳头，你打不过别人，论赖皮你没有别人那么无耻，论计谋你没有别人阴险，论势力你没有别人那么黑白两道吃得开，论成本，你耗不起时间精力和校方或隐或显的威胁，那么学生的权利到底谁来维护，怎么维护呢？”

可是，虽然“以暴制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但“但是如果连这样的能力都没有，只能让那些以暴力来炫耀来逞强的人更加的肆无忌惮，而并不会触及他们的痛楚。”一位论者写道。

当然，也有其他的答案：“同学们要求举行学生参加的座谈和听证会，要求事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都必须公开化！”在一片愤怒与声讨中，这样的声音或许显得更为珍贵。合法渠道的不畅，是否意味着我们必要改另寻它道？

当然，这个事件背后值得讨论的内容远不止此。

09月30日16点54分，光华研版出现了一篇题为《我是当事人辅导员》的帖子，贴中写道：“据向两位同学了解到的情况，昨天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我们的同学在语言和行为上也有不当之处，才致使冲突升级、出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场面。当然其中需要维护同学权益的地方，我也会努力与各方沟通联络。两位同学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感到特别意外。半个小时前，我刚与当事的男生通过电话，他说他非常不愿意看到别的同学因为自己而做出出格的举动，造成不好的影响，希望大家不要将此事继续扩大。”

这是笔者目前得到的关于当事人的唯一信息。

贴中还写道，“同时，请大家不要轻易相信坊间关于此事的一些传闻，其中不乏一些不实和夸大的部分，扰乱了大家的思维。在此，请各位友人无论从维持学校秩序还是从保护自己的角度考虑，保持清醒和克制。”

然而，究竟是哪些部分“不实”，哪些部分被“夸大”，我们依旧无从得知。

至今，当事学生没有发言，修车店店主没有发言，校方没有发言。所有人都保持缄默。所有人。

这是一篇不合格的报道，显然。它单薄、偏颇、残缺、不负责任以及，不合时宜。尽管我已经尽量让它能够包含所有手边的材料。我永远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客观”的报道，然而我更想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让那些文章显得如此的不客观。

我们都知道那种力量的存在。无所不在。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那种力量的一部分。

康凌

2007-9-30于家中

p.s.刚收到警方的发言：

1.复旦派出所已在当晚对此案立案受理
2.责令修车店立刻停业整顿

其他处理结果将近期作出，请同学们放心。
另敬告我所辖区内所有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任
何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找借口，希望师生们在国庆、特奥、十
七大期间共同营造和谐校园环境。也敬请各位相信我所在此案调查和处理中所持的公正
立场。